文／王宣一
麻風村的孩子-大營盤羊馬生活日記（上）
這次我們這一行十多人從台北和成都過來，一方面希望能給這裡的孩子一個快樂假期，一方面想要來了解這個特別為麻風子女建造的小學是什麼樣子，我們還能為它做些什麼。
黑夜中，遠處隱約有些微的光影晃動，車窗外，是漆黑一片。車子困難的在山路上走走停停，司機開不幾步便下車搬石頭鋪路。山路很糟，本來說可能要換乘小馬車，但是帶隊的張平宜說，人員和貨品太多，盡量還是開車上山較方便，大夥坐不到馬車，似乎心底都有些失望。但不久這小小的失望，就被愈來愈多搖曳的光影遮去了。「是火把。」有人喊著。一叢叢的火把，蜿蜒上山，在黑夜的山谷搖曳，有點像夢境似的。
從台北出發，經香港、成都，帶著大批行李，搭了七八個小時擁擠不堪的長途火車，再換乘麵包車上山，折騰了兩天，大家早已疲憊不堪，但我們大都不清楚要去的地方還有多遠，我們將要到達的麻風村裡的「大營盤小學」是什麼樣子？雖然我們看過照片，知道要在教室打地鋪、蹲沒門的茅坑，但是基本上心底還是很忐忑不安的，尤其，還有好幾名青少年和我們同行，不知道他們能不能適應。
但眼前，火光織成的浪漫的鏡頭，是火把節嗎？聽說當地原住民彝族的火把節就在這幾天，他們在過節嗎？車子接近的時候，終於見著了第一群舉火把的人，是來接我們的，山路漆黑，山上五組麻風村民和孩子們全部拿著火把來為我們引路。急急跳下車來，火把之下一張張黑漆漆的臉龐，我對他們微笑，但是他們的表情不大豐富，只直盯盯的瞪著我們，沒什麼笑容。
一串長長的火把隊伍，沿著山路向上移動，我接過他們手上的火把，試著問他們在這裡等多久了？但卻沒人回答我。他們陪著我一起走，卻仍是只張著大眼睛瞪著我，是聽不懂我說的語言嗎？為什麼他們不大說話也不笑，可是看起來真的是來迎接我們的啊，這大半夜的，舉著火把特別來接我們，太令人惶恐了。
終於走到學校了，在學校門口，孩子和村民們將手中的火把紛紛熄滅，感性的淑芬一臉鼻涕眼淚的。我們都沒有想到，孩子們是這樣盛大的迎接我們，讓我們感動得有些不安。雖然他們似乎比我們更不知所措，望著這一群成都和台灣來的老師們，眼神裡充滿迷惑。
放下火把，大家進到學校操場集合。早我們兩周過來、嗓子已喊啞的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執行長張平宜把麥克風交給我，在完全沒摸清楚情況下，我跳上板凳，介紹這次參加體驗營的夥伴，並謝謝大家，黑暗中，沒有了火把，只有老師辦公室透出的一點點燈光，映著操場上黑壓壓一片的孩子和村民，他們的臉仍然多半沒有表情，只有彝族孩子烏溜溜的大眼睛，透露著許多好奇。
那樣的沉默，那樣的安靜，直到第二天我才明白，為什麼看不清楚他們的表情，因為他們的臉本來就都是黑黑的，他們大多不是常常洗臉的，或者說，有人根本不曾洗過臉。更特別的是，他們很少和外人打交道，因為他們都是沒有身分的村民，他們是被麻風烙印的一群，他們不能下山，不能外出，在從前，他們也不能上學，所以他們根本不知如何和陌生人講話。
因此前晚問他們在山上拿火把等了多久是多愚蠢的問話，他們沒有手錶，幾乎也沒有時鐘，基本上沒什麼訪客，若是真有客人要來，他們早早準備好等在那裡，等到你來為止，無所謂等多久，更沒有幾分鐘幾小時的概念。所以我每回問路，問他們去溪邊要走多久，去鎮上要走多久，同樣都是蠢問題，當然更蠢的問題還有很多呢。
這次我們這一行十多人從台北和成都過來，我們稱之為體驗營，一方面希望能給這裡的孩子一個快樂假期，一方面想要來了解這個特別為麻風子女建造的小學是什麼樣子，我們還能為它做些什麼，同時也是為了我們不定期的為這所學校舉辦義賣等籌款活動而向親朋好友募款有所交代，因此我們終於帶著幾許使命、幾許不安千里迢迢來到這裡。
深夜時分，孩子們迎接了我們便又點著火把回家去，在操場上一抬頭，火把已快速在似乎很遠很高的山路間移動著。我們提著行李進教室安頓我們的寢室，地鋪已經幫我們鋪好了，真是好慚愧，我們不是宣稱來做服務的嗎？但平宜一再抱歉說本來要讓我們住進新蓋好的宿舍，但是宿舍工期嚴重落後，預計要完工的宿舍，目前還只有個空殼子。這幢宿舍是中研院曾志朗副院長和夫人洪蘭教授及台大朱英龍教授共同捐獻建造的。
宿舍沒好，我們開心的在教室打地鋪，好像回到少年時代。打地鋪大家不介意，只是要走進傳說中沒有隔間門沒有沖水設備的直落式茅坑時，大家都有點笑得不大自然。不得已必須去報到之後，大家交換一下心得，也覺得比想像中好一些，雖然沒門，氣味不佳，但在這樣的環境裡，看得出來是花了很多力氣清潔整理過的，而且我們不早都有心理準備了嗎？因此當我就寢之前，大動作的一腳跨入露天的洗手檯準備洗腳睡覺時，阿朴剛好經過看到，他笑著對我說，「媽，我看妳已經融入這個環境了嘛！」頭一抬，天上堆滿了星星，蟲鳴鳥叫，感覺不出像個麻風村裡的小學，比起三層硬臥的長途火車，這裡真是安靜舒適，反倒像世外桃源。
輾轉從台北出發到這裡，已經折騰了整整兩天，大家都累壞了。我們這一群包括前後五年每年都來此兩三次的攝影家林國彰，這回他並帶了兩位讀大學的女兒林盷、佳瑩同行，佳瑩已是第二次來到大營盤，去年她帶這裡的孩子們，畫了一個可愛的校門。這回來這裡畫畫寫生的是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系的邱文彥副教授，他第二天一早，就坐在校園裡寫生，但是他說一次最多只能畫半個鐘頭，因為當他把速描簿一拿出來，周圍立刻就圍了一圈孩子觀看，他並不怕孩子看他畫畫，但是孩子們身上散發出來的臭味圍著他，著實叫人有點受不了。好奇寶寶似的邱老師一向對環保及教育工作投入甚多，來到這裡亦無時無刻的在動腦筋和提問，他帶領學生在校園裡挖了一個小水池，也去買了十多種樹苗，教孩子種植並要求他們認養。
學校的孩子們一件制服四季穿，不換不洗，在第二批制服送達之前，很難要求他們換洗，因為他們真的是沒有其他的衣服可穿，也不懂什麼好的衛生習慣。來此拍紀錄片的阿Q吳兆鈞，是個二十六歲的大男孩，他在替孩子拍片的時候，也有和邱老師同樣的情形，於是他和孩子們一起到山下的溪裡去玩的時候，帶著洗髮精沐浴乳一起去，邊和孩子們玩水也就一面把頭髮身體都洗乾淨了，然後再幫他們剪指甲、教他們刷牙，都市少年阿Q因此不折不扣的成了孩子王。
在台北日夜顛倒在電影公司工作的阿Q，說他其實在出發前根本搞不清楚要來這裡做什麼，是老闆派他來放電影和拍紀錄片的，他出發前還嘀咕著，「別人出差都去日本，為什麼叫我到這個什麼窮鄉僻壤的麻風村？」但是一天之後，他就愛上這裡、愛上這些孩子了，他不急著拍片，先和孩子們建立關係，他說他回去一定要告訴老闆這裡的情況，他還要再來。
保護我們不被狗咬的是吉賽阿宏，他很認真的幫我們趕狗，介紹我們家人朋友。在師大附中教書的黃淑芬老師，問他在哪做功課，他指指一個半閣樓的木板搭出的空間，我們側身爬上去一半就被跳蚤咬了好幾口。
Marek也被咬個半死，他搞不清楚，還以為是吃東西過敏，皮膚起疹子。這位才二十五歲從波蘭來的修士，在台北輔大神學院讀書，他計畫暑假來大營盤服務兩個月，第一天早上就抱著肚子哭喪著臉坐在校園裡。真是難怪他要水土不服，這裡大家吃辣，無辣不歡，他當然要肚子痛了。
後來我們徒步一個多小時下山到山下的市場去買菜，金髮大塊頭的他，走到哪都引人注目，在路上他一再說自己是來吃苦的，把一大籃子菜扛在肩上。陪我們去的大營盤小學王老師說，因為Marek的出現，所有的菜都漲了百分之五十。他第二天用學校的大灶，做了一餐波蘭菜給我們吃。
Marek後來在大營盤住到學校要開學才回台北，中華希望之翼的執行祕書葛淑玲，更是下決心要再住到十月分，到更深山裡探訪未建檔的麻風病人。她和Marek差不多年紀，總是很安靜的不多話，聽說她第一次探訪過大營盤之後，便沮喪得想放棄這個工作，因為她覺得背負了太多的無力感，後來大約是孩子們讓她放不下吧，我們看著孩子們寫給她的信，我相信無論如何，這一段的經歷將是她人生中一份抹不去的歷練。
Marek回台北後也和平宜說，他要再思考是否將來要擔任神職，他覺得神職人員背負的使命不一樣，有很多束縛和牽絆，他想先回波蘭再說。我雖然和他相約台北再做一次波蘭菜，但是後來我們忙著義賣會做手工，便沒有和他聯絡，不知二十五歲的他以後的人生會是怎樣。
麻風村的孩子 -大營盤羊馬生活日記（中）
從市場回來，終於見著了原本要騎乘的小馬車，又瘦又小的馬匹，和沾滿塵土的拖板車，和浪漫的想像實在相距太遠。不過當我們買菜回去時，校園裡牽來一隻頭上綁了大紅蝴蝶結的羊和兩隻裝在布袋裡的小豬，是村民們送給我們這些遠客的禮物。那兩隻豬，後來村民幫忙宰了，被宰殺的豬整隻放在砧板上，淑芬和我勉強的開始拔毛洗腸剁開，大夥在校園裡生火烤肉，邊說笑邊烤著瘦只剩骨的豬排，真是難得的經驗。
但美麗的羊兒還在另一個角落裡，我們都不大敢去看牠，我們央求村民們不要宰殺，但是這是彝族待客的最高規格，有客自遠方來就是要殺豬宰羊的，因此我們決定不和牠玩，不要和牠產生感情。雖然是這樣，羊兒被宰的那天早上，我們彷彿還是聽到牠的哭泣聲。
殺羊是大事，我們很慚愧。這裡是貧窮的農村，屬於四川越西縣少數民族彝族自治區，以種植菸葉為主。居民們都以馬鈴薯和玉米為主食。早年的麻風病人被驅趕至這裡的山區，讓他們自生自滅，他們的生活比當地原住民更慘，他們沒有戶口，不能下山，他們的孩子也不能上學，雖然麻風病並非遺傳，但孩子們仍被歧視。五年前，一群台灣去的志工，到這裡開始建設工作，造橋舖路接水接電之外，將原本破舊不堪只有兩間校舍的小學，改建成提供給麻風村的子女就讀的學校，明亮的教室，乾淨的校園，讓大家覺得這個學校不再可怕，再看到讀過書上了學的孩子們，一個個都似脫胎換骨，還有兩個年紀較長的孩子，終於拿到臨時的身分證明遠赴青島工作，讓大家覺得孩子的未來還是有光明、有前途的。
來到大營盤的第三天，正式的暑期輔導課程開始。成都師範來的兩位研究生鄒濤和左小清負責語文教學，馬老師負責美術課，朵朵和阿朴當助教。在台北開過才藝班的惠貞帶了些材料來，她教孩子做些美勞。
課後，幾位年輕人在操場和孩子們打籃球逗狗兒，學畜牧學藝術的這群青少年和平宜才讀小三的兒子庭宇，他們穿著台北街頭的流行服飾，在這麻風村裡的小學卻能怡然自得，尤其在加拿大學服裝設計的朵朵，雖然塗著時尚的黑色指甲油，每天起床仍固執的要塗眼影抹腮紅，卻也不說一句抱怨的話，不抱怨茅坑、不抱怨含沙帶黃的水質，而有潔癖的林盷，在家裡尚嫌母親刷洗的浴室不夠乾淨，我真有點好奇在這羊馬生活裡，是什麼樣的力量讓她們如此融入。
愛美的不只是朵朵，平宜也說「我還是要保持美美的，雖然生活在這未文明化的山上，眉毛口紅都還是不能少畫的。」平宜先來了半個月，她的臉已經曬傷，我帶著面膜和保溼乳液來救她的臉，她前一天敷著臉竟就這樣睡著了。我一直和朋友說，做義工一定要開開心心，千萬不要委屈，覺得委屈就做不長久，做義工也要漂漂亮亮的面對人啊。
但黃色的水質，實在很難讓我們隨時保持乾乾淨淨的，比我們在大營盤多待兩天，後來在成都和我們會合的雅惠，她自冷氣壞掉的硬臥火車下來後，衝進我的旅館房間裡狠狠淋浴了一個小時，其實我留在指縫裡的汙垢，一兩星期之後好像還沒清乾淨。
麻風村的孩子-大營盤羊馬生活日記（下）
塵土真的很大，水源電力不夠穩定，學校裡沒有冰箱，我把多餘的豬肉滷好紅燒，留著第二天吃，但是第二天卻發現紅燒肉有點變味。雖然是夏天，但是晚上的山裡仍然有些涼意，紅燒肉怎麼會壞了呢？我們推究原因，其一是這裡的人很少有多餘的肉類，不知保存方法，可能是將前一天吃剩的又倒回去；其二是這裡的醬油成分不足。事實上，我在煮飯時就發現醬油幾乎只有顏色而沒有香味，學校購買的大桶醬油，一定是比較便宜的，可惜了村民送來的那兩隻豬。
在廚房用大灶和煤球煮飯的經驗真是辛苦又有趣，蹲在地上剁骨摘菜，一邊和管廚房的王媽媽聊天，我們活生生就是個農婦。農婦也是用煤球爐做了些美式炸雞、蘋果派出來請他們吃，惠貞生日那天，她還給自己蒸了個香噴噴的雞蛋糕出來，大家嘖嘖稱奇。惠貞剛好過生日，我們為她舉辦營火會，大家手持火把圍成圓圈，有位彝族青年抱著吉他來唱歌，歌聲很好，但是有些害羞。在我們的想像中，原住民的孩子應該天生就會唱歌似的，但這群孩子，卻是極封閉的一群，他們不大說話，不會唱歌，也不會跳舞，貧窮的生活，讓他們沒有機會唱歌跳舞歡慶年節。
因此當我們用國語台語英語唱生日快樂歌時，他們非但沒有唱和，還完全不明白我們在做什麼，因為他們從沒有人過生日，根本不曉得生日是什麼。我們是一陣心酸，想辦法使出渾身解數拉著他們下場跳兔子舞，終於他們都開心的笑了。
第二天早上，我聽到兩位美麗的研究生和Marek在校園裡教他們唱歌，阿Q也積極的和大家討論是否可請前晚唱歌的彝族青年到學校來教孩子們唱歌的事，我們都相信孩子們一定有會唱歌的天賦，只是從未被啟發。
彝族是少數民族裡有自己語言系統的民族，至今還保存著相當多的傳統文化，可惜麻風村裡並不和一般的彝族混居，除了語言之外，封閉和貧窮使他們失去了文化特色，貧苦出身的下一代更是茫然不知他們的從前和未來，他們不會唱歌跳舞畫畫或是工藝，甚至不大知道如何和村子以外的人溝通。
這次阿Q帶了電影銀幕和一些影片來，我們在校園裡架起蚊子電影院，從未看過電影的孩子們個個興高彩烈，雖然有些英語發音繁體字幕的電影可能並不能讓他們完全了解內容，但是稀奇的機器，有趣的動畫和故事，也許可以讓他們快樂許久。
一件一件的事等著要做，終於，我了解張平宜的性急和心情了，在和孩子們相聚幾天之後，在探訪過他們居住的村落土屋和牛圈書房之後，我知道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知道也許窮張平宜或林國彰或很多人的畢生之力都做不完。但是一點一滴，聚沙成塔，若我們不做，我們不協助他們，他們就一點機會都沒有，只能像他們的父母、他們的祖先，一代一代的輪轉，在這荒僻山村過著永無希望的日子。
在要告別麻風村、告別大營盤孩子們的時候，缺手斷腳年老的麻風病患送來他們親手種的雙耳花椒，我小心翼翼用雙手捧著那一袋又一袋的珍貴花椒，那一個個裝花椒的袋子都稀薄破爛得不成樣子，但是我知道那是他們對待遠客最高貴的敬意。
我們一行人帶著被跳蚤咬的膿包和滿滿的收穫要離開了，大家擁抱著都說還要再來。我知道兩天之後我們就會坐在台北捷運電車之上趕上班上學，坐在電腦前面和世界零距離，坐在咖啡店裡和朋友談著這次的奇特感覺，我知道不久之後一切又都回歸到我們忙碌凌亂且慌張的都市生活之中，但是我相信大營盤實際且夢幻般的這段羊馬生活，將停留在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沉澱並且發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