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涵漠

   在過去的十多年裡，這個臺灣女記者放棄了原本衣食無憂的優越生活，投身四川涼山一個麻風康復村的教育事業。為了讓這些與世隔絕已久的孩子能儘快地融入現代社會，她付出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苦努力——

   儘管已經過去了11年，第一次進入麻風康復村的情景，張平宜依然歷歷在目。

   “那真是個被刻意遺忘的黑暗角落。”這個臺灣女人緩緩地說。那時，她還是臺灣《中國時報》的資深記者。為了採訪大陸麻風康復村的現狀，她多方詢問後，來到了四川省西部一個叫大營盤的小村莊。

   這兒曾被人稱為“隱形的村落”。從1959年開始，因為麻風病的蔓延，當地政府在此建立了麻風康復村，對麻風病人實行隔離集中的治療，並持續了半個多世紀。

   在村子裡，張平宜看到，許\多麻風病患者只能拖著殘缺的四肢在地上爬行，身後帶出一道道血痕，在自己的採訪筆記裡，她這樣描述道：“他們的肢體被細菌吃掉了，就好像蠟燭燃燒後融化變形。”

   村莊裡到處都是遊蕩的孩子，他們不再有父輩那可怕的疫病，眼神裡流露出野性的天真。這讓這位兩個孩子的母親不由自主地想到，“這裡總該有所學校吧？”

  唯一的小學，在海拔1800米的山上。教室是兩間破土房子，沒有一扇完整的窗戶。學校的招牌，是小偷唯一看得上的財產，早已被盜。這裡擠著70多個學生，大部分只能站著聽課，孩子們的臉都很髒，“髒到只能看見兩顆眼珠子”。

   如果連這所學校都垮了，張平宜不知道這些生長在麻風病陰影下的孩子還能有什麼希望。這個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女人向老師許\諾：“你留下來，我去籌錢蓋\一所新的學校。”

   2002年，正如她承諾的那樣，嶄新的教室已經在大營盤落地生根，而這個臺灣女人的命運，也和這個一度被外界遺忘的村莊緊緊地連在了一起。2003年起至今，她辭去百萬年薪的工作，在海峽對岸開辦“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致力於大營盤麻風病人的子女教育。

   最開始，她將自己的動機解釋為一種“最樸素的母性”。但現在，她的長期願望是，“讓這些麻風病人的子女都能正常地融入外部社會。”外部的社會究竟是什麼樣子？這個村莊裡很少有人知道。這兒的村民只能感覺到，自己是“令人害怕又討厭的人”。就連這兒的老師去縣城開會，當地的老師都沒有人願意和他同桌吃飯。但這個朋友們眼裡“典型的千金大小姐”，卻在海峽對岸為這個令人恐懼的村莊呐喊。

   她在臺灣寫文章募款，到處演講、賣書，或是帶著醫生丈夫每月給的1萬元新臺幣零花錢坐計程車，去試圖說服潛在的資助者。“下輩子什麼都不做，只要做個有錢人。”這個此前從沒經歷過窘迫生活的女人，一度“咬牙切齒”地說。

   她帶著這樣一點一滴積攢起來的善款，回到大營盤，當上了新教學樓的“監工”。每一天，她都要在縣城賓館和大營盤村之間顛簸的土路上來回往返。因為學校沒有廁所，這個有點潔癖的女人常常一整天不敢喝水。如果內急，就小跑半個小時到鄰村，借用“豬圈隔壁的廁所”。

   在那些麻風村的孩子看來，“張阿姨就像媽媽一樣”。她熟悉每一個孩子的家庭狀況與脾氣秉性。比如依夥克古，只有5歲，是學校裡個頭最小的孩子，也是最認真的旁聽生。他喜歡上學，因為在這裡能見到爸爸依夥布都，這個22歲的年輕人，是小學6年級的學生。

   像依夥爸爸這樣的“超齡小學生”在校園裡並不鮮見。甚至在2005年之前，這所已經成立了十幾年的小學，還沒有出現過一個畢業生。因此，與家長“搶孩子”，就成了張平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我們拼了老命尋求一條希望的道路，有人走過來了，有人怎麼卻中途落跑了呢？”在大營盤的時間裡，只要發現一個孩子消失，她就會跑到對方家裡，“脅迫恐嚇那孩子回來讀書”。

    阿被拉且曾經消失過。這個彝族男孩讀完1年級後就回家放羊。直到學校重建，這個14歲的男孩才開始讀2年級，他在這兒小學畢業，又在縣裡讀完中學。現在，24歲的阿被拉且在青島的工廠工作，小時候那個“只敢傻傻看著的張阿姨”，如今已經成了朋友，他們常認真地分享心事。“父母著急讓我回去結婚，可是張阿姨說，還是找一個真正喜歡的才好。”阿被拉且說。

   對於張平宜來說，那就是“我的孩子”。她喜歡和孩子們親近，只是，“只要稍微接近，就會被跳蚤咬60多個包”。這個年輕時頗有些“王祖賢味道”的女人，如今腿上佈滿了跳蚤留下的傷痕，甚至夏天也不敢穿上裙子。從洗臉、刷牙、洗澡開始，她慢慢教會那些孩子如何“保持個人衛生”。一個電視記者來到這個村莊後發現，如果農戶家裡有兩把牙刷，那這兩把牙刷肯定屬於兩個上過小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