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偉

   「在中世紀結束的時候，麻風病從西方世界消失了。在社會群落的邊緣，在各個城市的入口，展現著一片片廢墟曠野。這些地方已不再流行疾病，但卻荒無人煙。多少世紀以來，這些地方就屬於『非人世界』」。

   傅柯的名著《瘋癲與文明》漢譯本的副題叫做《理性時代的瘋癲史》，第一章中回顧了西方麻風病消失的歷史。這位特異的思想家說，「麻風病的奇異消失，無疑不是長期以來簡陋的醫療實踐的結果，而是實現隔離，以及在十字軍東征後切斷了東方病源的結果。」

   大營盤的孩子，卻被無形地隔離在「醫療實踐」完全能夠檢測、治療和治癒麻風病的「理性時代」。

   醫學證明，藥物作用能夠有效防止麻風病菌的傳染，而《全國麻風病防治管理條例》規定：對麻風病人的家屬，在入學、就業、參軍、婚姻等方面不得為難和歧視。醫療科學和法律已經讓麻風病人和康復者生活在正常社會之中，遑論他們身心健康的後代。

   大營盤的隔離不是醫學甚至恐懼心理的實際需要，毋寧說，健康而被隔離的麻風後代，是科學尚未昌明時代的遺留景觀，社會轉型時代未曾剪斷的殘酷尾巴。歷史的列車轉彎，慣性和離心力常將社會結構的一部分甩出窗外。列車滾滾向前，唯有那甩出車外的部分，像是為時間所隔絕和遺忘。

   1959年大營盤成為麻風村的時候，他們未曾出生；命運卻像是殘酷的玩笑，堅持把他們遺留在這被麻風烙印過的土地上。隔絕和遺忘之痛，如此痛到麻木，卻常不為列車上的人們所明瞭。不是大營盤前的層巒疊嶂遮住我們的視線，而是理性時代的視線慣于永遠向前：遙遠的地方，可怕的疾病，少數人的命運，與這賓士的列車何干？

   可是，要警惕傅柯的話：「在麻風病院被閒置多年之後，有些東西無疑比麻風病留存得更長久，而且還將延續存在。這就是附著于麻風病人形象上的價值觀和意象，排斥麻風病人的意義，即那種觸目驚心的可怕形象的社會意義。」

   死於愛滋病的思想家擔心的是：當有一天麻風病消失了，麻風病人也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但麻風院(村)代表的結構性的文化和心理力量，卻會長存。

   他引用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記》中的話，悲憫地說，「人們不能用禁閉自己的鄰人來確認自己神智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