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週刊》─ 張平宜的另一個世界
2011/03/14


▲林國彰攝影

 

文/陳婉容

   每個人的人生,都會直面厚重艱難的課題。是逃避,還是用力在生命的軌跡裡添上厚重的一筆?

   臺灣女記張平宜選擇了後者。張平宜曾是臺灣新聞界最出色的記者之一,12年職業生涯中,以作品《臺灣愛滋病防治經驗》、《終戰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後獲得臺灣新聞界最大的獎項“吳舜文新聞獎”和“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

   得到兩個業內備受肯定的大獎,她認為這已經足以證明自己在新聞領域這個行業沒有交白卷了,於是她開始思考:“下一個更大的挑戰會在哪裡?”那時候她的小兒子剛誕生,她覺得辭職當個全職媽媽,陪伴兩個孩子成長,是她人生接下來最重要的挑戰和新的階段。

   “要做個好記者可能要六親不認,常常家裡人都被你撇在後面,所以決定回家當全職媽媽,會覺得可以喚醒自己的某一部分,昇華一下,從一個記者轉型到全職媽媽。”但在作出抉擇前夕,一次在中國四川麻風村的採訪經歷,改變了她的人生規劃。

另一個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張平宜尚未意識到麻風村會與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緊密聯繫。

   當時,她是臺灣《中國時報》的資深記者,工作穩定;家中有一棟4層樓的依山別墅,並配備傭人,開跑車,愛時髦,生活無憂。

   像一些同齡女性一樣,隨著小兒子的降生,她打算辭職當專職家庭主婦。在辭職前,她安排了最後一次採訪任務—跟著國際救援組織到雲南、四川一帶的麻風村考察,當時她來到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一個叫大營盤的小村莊。

   我們的採訪在張平宜臺灣“希望之翼協會”的辦公室進行,這是一套三居室的普通公寓,與大部分臺灣女人給人的溫婉感覺不同的是,張平宜說話聲音不僅不嗲,還很大聲,隔壁房間都能聽得到。回想起十幾年前第一次到大營盤的情景,仍然會忍不住大叫,“我上了那個廁所,媽呀,太可怕了!”

    那是另一個世界。

   1959年開始,因為麻風病的蔓延,當地政府在大營盤建立了麻風康復村,對麻風病人實行隔離集中的治療,張平宜到來的時候,這裡已經遭受麻風病侵蝕半個多世紀。

   第一次從臺灣深入到大陸偏遠底層的農村,窮山惡水,生活條件極其惡劣。封閉隔絕的破敗景象讓她震驚。這些村子極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與世隔絕,仍停滯在無水無電、刀耕火種的原始社會。無家可歸的老殘病人遭疾病侵襲,有人眼瞎、鼻殘、五官嚴重扭曲變形,有人缺手斷腳,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傷口的布爛了,蒼蠅在周圍圍繞,走過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裡的孩子,他們沒有一個穿著像樣的衣服,很多人光著身子,身上髒得只能看到兩顆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營盤時,張平宜很疑惑為什麼這個地方的孩子臉上都長滿了一顆顆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隻只蒼蠅停在孩子們的臉上。”

   他們是麻風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風村、長在麻風村,除了集體戶口外,他們沒有自己的身份。麻風病人尚有身份和補助,他們的子女卻一無所有,麻風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僅是文盲,更是所謂的“幽靈人口”,背負著麻風病人的宿命,他們走不出麻風村。沒辦法讀書,個別人只好隱瞞身份到外地去上學。

   麻風病人沒有被安排在療養院集中治療,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與世隔絕。麻風村民只能近親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沒機會受教育。出生、成長、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絕地出生,一條看不見的線似乎圈著這些被命運詛咒卻無辜的臉。

   張平宜是個愛哭的人,但她認為自己並非是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弱女子,多年從事的記者職業早已讓她給自己披上防護衣,但是她哭了。

   從人道的立場來看,這件事讓她於心不忍。她開始質問自己:“當一個記者,你還能夠做什麼事情?是回來可以把你看到的實際做一個報導,然後利用小小的人脈,去替他們爭取一些社會的輿論嗎?”

   最初她的想法很簡單,只打算盡一個記者的職責,將看見的事情傳播出去。但是,如今回頭看,一轉身的工夫,她的命運與麻風村已經緊密相連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個母親,看到麻風村裡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轉頭離去。”這是張平宜給自己的唯一理由,她沒辦法做完報導後抽身離去。回到臺灣後,大營盤的孩子經常在心裡纏繞。“你會覺得你當一個記者究竟在奮鬥一些什麼,是不是應該做一些事情?”

   作為第一個進去大營盤的臺灣記者,張平宜擔心,以後還會有記者再進去嗎?如果自己狠心離去,大營盤那些孩子的情況還要多少年才會被暴露出來?一般人不會有心情去關心並走進麻風病村,也不可能會有人跑去關注這群隱藏在社會最底層的人。

   因為那一張張無辜的小臉蛋,張平宜心裡很清楚,如果麻風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開始,他們將永無受教育的機會,一輩子都無法走出被人歧視的麻風村。張平宜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在採訪中,她常常提到自己的命運是在被某種力量牽引前進,包括在她即將辭職時對麻風村的採訪,“老天爺讓我不僅是兩個孩子的媽媽,而是有緣成為300個孩子的媽媽,這是冥冥中老天爺交付給我的命運,在我學習當母親的過程中的更大任務。”

   經過十年的努力,張平宜已經在大營盤建立國內麻風村第一所正規學校,2005年涼山地區的麻風村告別“幽靈村”的歷史,在完成一輪戶口普查後,大營盤成為正式的行政村。

   出身媒體行業,張平宜很懂得使用媒體。“我覺得快速引起地方政府注意的方法就是尋求媒體説明,因此除了兩岸電視媒體、報紙、雜誌的專訪,我也積極邀請網路媒體到大營盤來採訪。”

   2005年大營盤小學畢業典禮,張平宜邀請了兩岸媒體去採訪,臺灣和大陸都去了好幾家媒體,“‘啪’,把這件事情一報出來,大營盤的戶口普查工作就展開了”,張平宜形容當時的媒體效應。媒體的關注,使當地政府將更多關愛的眼光投向麻風村。2007年國家投入扶貧資金在當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給村民增加補助,並建學生餐廳,蓋中學校舍等。3月中旬,張平宜將再次回到麻風村,她每次回去一般會呆上一個月左右。

像瘋子一樣作戰

   最初的開天闢地是艱難的,因為民間社會的歧視,以及長期的隔離政策和落後的經濟措施,導致大營盤與地方社會結構的斷裂,麻風村成了一個“刻意被遺忘的黑暗角落”。

   涼山大營盤村對她這位元來自臺北的都會女子來說,真是一個化外之地。但最讓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環境的惡劣,而是和當地官員的斡旋,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封閉社會裡,當地官員們認為她大老遠地從臺灣來到四川涼山,一天到晚在麻風村幫助別人,鐵定是為了要投資獲利,要不然就是來這兒搞特務工作。

   “張小姐很難纏的”,張平宜說當地官員這樣評價自己,她甚至被稱做“臺灣來的女特務”,雖是玩笑之說,但天外來客的尷尬,沒少讓張平宜吃苦頭。

   “用他們的想法就會這樣解讀,因為他們完全不懂得什麼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關懷。他們不能理解的是,你張平宜又沒有名、又沒有利,還拿錢出來,難道這個女人瘋了嗎?”

   她剛到的那幾年,由於漢族和彝族的文化差異和衝擊,張平宜和官員更是經常起衝突,推展工作處處碰壁。她無法和那些刁難她的官員談所謂的人道關懷所謂的生命價值,相處過程中卻不乏鬥智鬥勇之處。

   為了申請學校用地、經費,最初張平宜對當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時,張平宜說自己已經發誓再也不跟官員打交道了。“我咬著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們再去爭什麼。我們把自己封閉在麻風村裡,在自己的學校裡,帶著孩子成長,孩子們沒吃、沒穿,我們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當地官員。”

   有一次,某個官員在張平宜的辦公室裡,兩個人因為征地事宜而大吵起來,該官員“呸”地一聲在校長辦公室吐了口痰,張平宜跳起來大聲喊道“我們學校不准吐痰”。現在講起這個細節來,張平宜居然得意地哈哈大笑,“我討厭那個局長,還把這個細節寫進了我的書,這個應該是給他的致命一擊,他可糗了”。

   “像瘋子一樣在前方作戰”,張平宜這樣形容自己在大營盤的經歷,“如果我是個男人,早就被趕走了。人家以為你去行善,結果我們要跟他們作戰。但我們爭的是當地人的利益,結果是選擇了跟孩子們一起走這條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們就會回到原點。我覺得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實在的方法。我有時候想想,真沒想到我的人生竟然會轉去那做這個事。”

   “我必須承認,如果不是當年征戰新聞戰場的慣病,你一個人無論如何都得把選題做回來,我就不可能這樣做”,張平宜說,但她還是慢慢學會了更有耐心,留心觀察當地的文化,請教當地學者,從學者們對彝族麻風村的田野調查中,考察了疾病之於村落的生活影響,才漸漸地抓住了對涼山的感覺。現在,大營盤小學已經逐步成為一個成熟的教學點,老師人數已經有12個,學生30人。

   中國有800多個麻風村,光雲南就有200多個。之所以選擇在大營盤這個地方奮鬥,張平宜說,是因為我想在這裡做一個樣板,讓後來者比照。

   近日,張平宜的新書《臺灣娘子上涼山》在臺灣出版,她說希望通過這本記錄了自己十年涼山經歷的書,幫助孩子們把大營盤中學建立起來,“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替他們這樣的發聲請求”,她說的是跟政府的“最後一搏”。為了建立大營盤中學,她甚至給溫家寶總理寫過信,向涼山政府申請30畝地蓋學校用。後來,在政府主導下,大營盤中學雖然已經建立起來了,但仍未有老師到位,“出這本書真的很希望能夠幫孩子們把中學建立起來”。

   張平宜會在大營盤呆到什麼時候?許多當地人會這樣揣測,張平宜說,如果政府或者社會能給麻風村教育更多的資源,讓她一手創辦的大營盤小學變成公辦的學校,三年後她會交棒,“我可以轉型,不再是站在一線的執行官,改成給獎學金之類的。很多事情我就不再親歷親為了,我年紀大了。”

   為了募集資金,張平宜在臺灣成立了“希望之翼協會”,不定期向社會募捐。目前,在學校的運營上,協會尚能解決資金問題。但如果需要大筆費用,協會會跟其他一些基金會合作,或者向臺灣企業家籌集。“我還沒跟大陸企業家募過款,現在我希望是我們的標哥(陳光標)”,說完這個,張平宜又補充說自己是在開玩笑,“他可能會覺得這個事情太小了,他很喜歡彰顯他自己,非常高調”,張平宜說自己對陳游標行善的方式倒是沒有成見,“我們標哥太可愛了,我覺得我們就是需要這樣痛快的捐款者”。

一個奇怪的記者

   在別人眼裡,張平宜是一個女強人,她也經常自問:我真的是個女強人嗎?

從最初的一個感動,到堅持走了十年,與其說是愛心奉獻,張平宜認為不如說是人生要學習的另一門功課。因為任何一種行善,絕對不是一廂情願,也不是一時興起,而是一種挑戰與行動,更是一種承諾和永續,如果沒有超強的意志力,很容易妥協于現實環境而放棄。

   她的朋友評價她是個瘋狂而執著的女人,她則說自己是個脾氣很大的人,以前在報社工作時,她就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記者。很多記者喜歡跑比較搶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財經新聞線,對社會邊緣的題目根本不感興趣。但張平宜從入行開始就在做社會關懷的議題。

   “這樣的議題很少有編輯會感興趣,因為沒有賣點,但好在我文筆還可以。”張平宜在報社是一個沒有專屬版面的記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個版面,可又不隸屬於哪一個版。報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個不按常理出牌的記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張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採訪精神病患者選舉投票,有人過來跟她說,“平宜,你採訪愛滋病的報導得了吳舜文新聞獎”。在此之前,張平宜對愛滋病的關注已經有七年了,對於不同的愛滋病群體,愛滋病酒吧,保險套等問題,她都會去觀察。

   1996年,張平宜獲得“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則是對731人體實驗部隊和南京大屠殺的問題有了長期跟進後,憑報導《終戰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獲獎。據說,當時大家都以為這個獲得大獎的張平宜應該是個老頭子,他們不會想到,寫這種東西的人其實是一個三十歲的女記者。

   “我管你有沒有版面,我覺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說大家說我是一個瘋狂執著的女人,沒錯”。瘋狂的個性讓她在高中時就因為叛逆翹課,在三年內換了三個學校。她的父親只拜託她能把高中順利畢業就行,沒想到她卻順利的考上了前三志願的師範大學,跌破了大家眼鏡,所有人都驚呼不可思議。

   她說,師範大學改變了自己,讓她在反叛的個性中,有一個中規中矩的力量拉著她前進。

   她在醫生丈夫的眼裡,原是個又嬌生慣養又脾氣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記者外什麼都不會,也從來都不會做飯,現在卻可以在學校給幾百個孩子做飯。她先生總是說自己做夢都沒有想到她可以吃那麼多的苦,並且在環境那麼惡劣的地方還能夠苦中作樂,看到了她嶄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丈夫這樣的驚訝,讓她相信每個人一定都有很多自己所不瞭解的潛力。“如果有時候換個環境,也許真的會創造出自己都想像不到的那種潛力呢”,張平宜笑著鼓勵記者。朋友們雖然相信她會做這樣的關懷,但在麻風村能夠呆上10年,覺得太不像她的個性了。沒水,沒電,被跳蚤咬,被官員怒駡,這些經歷,和他們印象裡的張平宜實在不太一樣。

   採訪結束後,她感慨地告訴記者,好多人看到她書封面的照片,都說照片和本人有差異。不是五官上的差別,而是神采,10年後的她,過度的操勞的臉上已浮現了滄桑感。“所以說嘛,讓我過點好過的日子,我也很想悠閒地去喝個下午茶,我的命為什麼要這麼苦?我還可以繼續奉獻,但我不見得一定要到第一線去作戰。單打獨鬥的日子我已經過了十年了,我真的覺得我太苦了。”回想那時候一天要跑三個縣,然後曬到整個臉都變成黑斑。她笑說,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時間休息,然後像其他女人一樣去做做美容,把臉上的一些斑點去掉。

   她形容自己這一輩子的感情跟大營盤是割不下的,因為已經內化成為生命的一部分,會掌控著她的悲歡。接下來,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點改變,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樣的事。為了讓孩子理解自己,張平宜曾帶兩個兒子去麻風村,她認為這是最好的言傳身教。小兒子小學三年級第一次去那裡,背了一袋恐龍玩具,教麻風村的孩子認識各種恐龍。現在兩個兒子每年都會去做義工,她希望兩個兒子能從中學會與人交流,在愛自己的同時也懂得愛別人。

   這個內在非常感性,說話和行事卻風風火火的女人,在聽到中央電視臺記者要和她一起從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盤營村,她立馬打了回票,旁邊的助理不解地問她為什麼?她的回答勁爆得讓記者差點從椅子上摔下來,她說:“我才不要,我還要保持我挖鼻孔的樂趣。”